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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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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鑒定藝術品陷信任危機:噱頭還是“救星”?
  近日,圍棋“人機”大戰以及機器人做高考題再一次讓“人”與“機器”的較量成為焦點。在從不缺乏假貨、贗品的古玩圈內,自古以來鑒定靠的都是專家、行家的眼力。但隨著專家“打眼”事件的頻現,利用科學儀器進行鑒定的方式應運而生。現在甚至有一種輿論認為,藝術品鑒定未來只能依靠科學檢測。盡管依靠數據庫比對的儀器鑒定能夠從數據上分析文物的特征與年代,但就目前的技術條件,短期內很難建立起統一的文物藝術品樣品數據庫、仿品數據庫。此外,僅以參照數據的相似性來判斷文物的真假無疑是片面的。那么,面對古玩鑒定的復雜性與多樣性,究竟是該依靠“眼學”還是“科學”呢?古玩鑒定的未來之路又該走向何方?
  專家鑒定陷信任危機
  隨著收藏熱的不斷發酵,文物藝術品市場魚龍混雜,在利益的驅使下,造假團伙的造假水平也越來越“高明”。從被原故宮博物院的5位專家估值為24億元的兩件“金縷玉衣”再到南宋官窯博物館“壺王”受質疑的“宋瓷門”事件,古玩圈從不缺少以假亂真,專家“打眼”的故事,盡管一些專家在斷代、胎釉以及書畫的繪畫風格上已經有了相對成熟的經驗積累,但近幾年來專家“打眼”事件依然頻頻出現,專家鑒定面臨著嚴重的信任危機。
  其實,國內從事文物鑒定的專家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在國營文博機構從事文物研究與鑒定的專家以及通過國家文物局鑒定資格認定考試的責任鑒定員,但他們的業務范圍僅局限于對公提供研究性質的鑒定,而不對民間開展鑒定業務。第二類是民間鑒定群體,這類群體的構成就更為復雜,既有多年資深的收藏愛好者,又有商人或是在協會任職的個人。
  伴隨著人們對贗品認知程度的不斷提高,市面上的造假技術也更為猖獗,在徐州、蚌埠等造假基地,造假團伙甚至會給贗品分為A類、B類、C類三個等級,而對于A類贗品,造假團伙竟公然保證“如果拿至故宮鑒定,一旦鑒定為假,則以3倍的購買價格予以賠償”。
  對于造假團伙如此猖狂的言論,中國文物學會會員、云古玩公眾號創始人劉嘉告訴北京商報記者,“正是因為造假團伙對專家們鑒定的方式和視角過于了解,因此只要造假者規避掉這些鑒定方式就可以將贗品仿得滴水不漏。雖然依靠經驗鑒定是古玩行自古以來的傳統,但無論是專家鑒定還是民間鑒定都有一定的缺陷,對于專家鑒定來說,國營文博機構的專家過手的大多為真品,其知識儲備多來源于過去的傳承,在造假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僅依靠文獻知識來鑒定必然會出現一定的偏差。況且,根據國家鑒定委員會的相關規定,不允許國營文博機構的專家為社會鑒定。而民間群體的鑒定就更為復雜,商人、收藏家、愛好者混雜其中,他們的鑒定最終目的都是為了金錢,因此這樣的鑒定一定不夠客觀”。
  科學鑒定尚存缺陷
  正是由于專家鑒定面臨的信任危機以及科學技術的發展,利用科學儀器進行鑒定的方式開始在市場上嶄露頭角。以陶瓷為例,與傳統的專家目鑒相比,科學儀器鑒定在鑒定文物藝術品的材質以及老化痕跡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儀器鑒定依靠數據辨別年代和真偽的優勢是專家傳統經驗所無法實現的。
  曾經為自己的藏品進行科技檢測的張先生告訴北京商報記者,多件專家“打眼”的事件讓他對專家的公信力產生了懷疑,聽說有儀器能夠進行科學檢測就希望能夠嘗試一下,盡管與經驗鑒定相比,科技鑒定需要交納更高的費用,但他表示依然愿意支付更高的價格以此來獲得更客觀的鑒定。而像張先生這樣希望通過科技鑒定以求心安的消費者不在少數,那么科學鑒定究竟能否實現精準的檢測呢?
  據資料顯示,如今科學鑒定技術最成熟的是X射線熒光和熱釋光,通過檢測得出文物材質的成分和元素組成信息,再依據標準數據庫進行對比,以此來確定文物的產地和年代。一家從事文物藝術品鑒證與溯源的公司華力必維藝+1總經理李晟表示,目前造假現象可謂層出不窮,連傳統的檢測方式碳元素檢測都會出現造假的現象,因此在鑒定時除了X射線熒光和熱釋光外,還需要通過顯微鏡放大檢測,紅外光譜分析以及古地磁測定等方式來進行材質測試和年代測試。大量來自窯口、材質等方面的數據為科學鑒定提供了支撐,目前年代測試的誤差在幾十年左右。
  對于科學儀器在陶瓷斷代以及辨偽方面的優勢,劉嘉表示,科學鑒定可能是未來古玩藝術品鑒定惟一可行的道路,目前陶瓷的科學鑒定已經相對成熟,但國內的兩臺頂尖機器分別用于故宮博物院以及首都博物館的研究,其準確率可達95%,但不對外提供鑒定服務。
  然而,科學鑒定也有著一定的缺陷,劉嘉補充道,這種缺陷首先體現在數據庫的不夠完善,目前尚未有統一標準的數據庫出臺;其次,盡管科學技術在文物的材質上有一定的判斷能力,但對于文物的工藝卻無法辨偽。以玉器為例,從理論上講,無論是新玉還是老玉都是經過成千上萬年形成的,古玉的科學檢測還停留在材質上,并沒有對古代玉器的工藝、自然腐蝕性等做技術性的分析。經過多年的研究,我們已經掌握各朝各代的工藝特征,正在進行數據匯總,希望能給業界提供一個科學鑒定的路徑。除此之外,工藝的檢測是一個理性的學科,這也凸顯了高校人才培養和使用的缺失,大量的工科畢業生幾乎鮮有人進入文博系統,這使得科技辨偽缺乏理性的思考和鑒定方式,因此,無論是數據庫的完善還是科學儀器的理性辨偽都需要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
  同時,市面上的科技鑒定公司可謂良莠不齊,大量的山寨科技鑒定公司屢見不鮮,它們打著科學鑒定的幌子,通過更改數據等方式堂而皇之地將假文物鑒定為真品。這不僅阻礙了科技鑒定的步伐,更使得消費者對科技鑒定的信任度一再降低。
  經驗與科技需雙管齊下
  千百年來,文物藝術品的鑒定一直延續著傳統的鑒定方式,但隨著造偽技術的愈加高明,傳統的鑒定方式顯然已經無法滿足市場的需求,在科學技術日益發展的今天,只有將傳統經驗與科學鑒定的數據相結合才能實現對文物藝術品的精準定位。
  對于文物鑒定的未來發展方向,劉嘉表示,科學鑒定這一發展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缺乏完善發展的條件,目前科技鑒定也只是在小范圍內展開,并沒有完全與市場接軌。但無論是專家經驗鑒定還是科技鑒定都存在著一定的缺陷,只有將兩者結合才能對真品和現代贗品進行科學、多角度和全方位的考查。
  在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副院長劉雙舟看來,文物藝術品的鑒定需要采用“眼學”與“科學”結合的方式,對于適用于材質分析的瓷器來說,科技檢測不失為一種精準的選擇,而對于書畫等藝術品則需要專家長期的經驗積累和對其繪畫風格的了解才能做出判斷。
  盡管科技鑒定文物藝術品存在著許多尚待完善的地方,但科技與藝術品的結合似乎已經找到了可行之路,依托于科學技術的科技鑒證通過采集微觀信息,為藝術品制作獨一無二的“身份證”。一方面,該技術已經在拍賣公司、畫廊借展以及文交所開展應用,通過微觀分析實現“此物是此物”的證明。另一方面,該技術還應用于對當代藝術家本人作品的檢測和備案,為藝術家的作品提取“DNA”。李晟表示,鑒證備案主要依托微觀的信息采集技術,將備案的原件進行固定倍數放大,采集信息點,然后存入到數據庫中進行識別。因此,即便在肉眼下“一模一樣”的兩幅作品,在備案技術微觀顯示下卻能大不相同,這不僅確保了該件藝術品的獨一無二性,還希望能夠借此來規范未來藝術品市場的有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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